一封书信就能导致君臣反目？ (第2/2页)

不久之后，心中有些忐忑的文种，似乎真的感到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有些不敢面对这位昔日共患难过的君王了。隐隐之中，文种有些后悔没有听从老友范蠡的劝告。越王勾践似乎不再是那个谦卑宽厚的明君了，一股含而不发的霸主杀气，让文种感到越来越冷了。

果然，朝中很快有人进言，称文种心怀不轨。勾践听闻，立刻召见了文种，并赐下宝剑，表彰了一番文种的功绩之后，命他带着这份治国才华，去地下“辅佐”前代越王，去打败前代吴国。文种接过勾践赐下利剑，自杀身死，被葬于越都西山之上，后世称之为“种山”（今绍兴城内卧龙山）。

吴既灭，范蠡引退，致信种曰：“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文种得范蠡书后称病不朝，人或谗文种且作乱。越王乃赐文种属镂之剑曰：“子有阴谋兵法，顷敌取国。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

——《吴越春秋》

并不是说范蠡的一封书信就让勾践、文种君臣反目，就此开启了君臣猜忌防备的先河。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绝不会有无义务的权利。是非对错，个中曲折，永远都掩盖在厚厚的时光尘埃之中，而永恒不变的，唯有利益。

并不是勾践真的如范蠡所言，长了一副难以共同享乐的面相，也绝不完全是文种的才华和智慧令君王寝食难安。只不过，雄心勃勃的君王，永远不会真正安于现状，他们只会希望有越来越广阔的疆土，越来越庞大的帝国。所有给子民休养生息的仁政，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现自己欲望的过程。如果利益需要仁慈，那么就仁政治国；如果利益需要战争，那么王旗所向，就势必是子民赴死之地。

文种的目光和智慧很长远，他的执政理念如果能够持续地施行下去，那么未来的越国，必将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统天下。然而勾践显然不再年轻了，他没有足够的耐心继续为后人积蓄力量了。他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自己能够品尝到足够美味的权力，至于未来，那么就交给未来罢。

并不是文种的破吴九策（在会稽地方志《越绝书》中称破吴术为九，《东周列国志》中则称破吴术为七）引起了勾践的警惕和猜忌，只不过是这所谓的破吴之术，自然是应该用于破“吴”的，而吴已灭亡，此等权谋，应当何处？而制定了破吴九术的文种范蠡，显然已经失去了与越王勾践共同的敌人和目标，反而，范蠡渴望的绝对自由、文种追求的千秋霸业，都已经和君王本身的欲望和目标，背道而驰了。

只不过范蠡选择了弃官从商，凭借着出众的智慧和才华，潇洒人生，而文种却始终没能明白，勾践的霸业，不是越国的霸业。

与那一封把君臣矛盾如此尖锐地摆在台面上的书信无关，所谓君王，只不过是把所有是非全部抛在脑后，只把利弊放在心头的无情人而已。每当他们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不能及时调整自我目标的臣子，都会很快变成国家轨道改变路途中的绊脚石，或粉碎，或颠覆。对于掌握了国家力量的君王来说，还是前者更好些。

导致了君臣反目的并不是范蠡的书信，只不过是，君子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君王都习惯去做的是，“道不同赶尽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