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淞沪会战1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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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华国燕京地方势力的情况下,径自在华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谎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燕京西南的宛平县城进行搜查,被华国驻军严词拒绝后,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军事进攻。
华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七七事变”揭开了华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意识到华日之战不可避免,为了阻止日军利用长江水运交通便利向华国内陆进攻,在南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在长江下游的江阴河道处,自沉大量船只以堵塞航道。
既防止日军海军通过长江深入到内陆,又可以切断武汉日本侨民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退路,以便将他们作为他日对日谈判的筹码。
这项计划被潜伏在南京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从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濬那里获得,就在南造云子满心喜悦要将此事发电报给上海机关长时,温暖和马仔们瞬间破门而入,连同南造云子在内的5个特工眨眼间就被打晕,全部被捆成粽子扔上卡车带走。
温暖仔细搜查了南造云子的窝点,起获了大量的军火物资和活动资金,捷克式机枪十挺,弹药余发,驳壳枪60支,弹药余发,手榴弹315颗,炸药200余公斤,大黄鱼152根,小黄鱼231根,日元,美元,英镑,电台2部,连同密码本都被全部起获。
这些日本间谍为了使用武器不暴露身份,竟然全部没有日系武器,温暖按照原来戴春风的吩咐,将一半武器弹药移交后勤科,一半的资金就交给戴春风本人处理。
戴春风得知如此高级军事机密被黄濬这个败类泄露,暴跳如雷,亲自坐镇指挥审问南造云子和抓捕相关人员。
南造云子1909年在上海出生,随后在她父亲的安排下,青年时期被送回日本,准备将其训练为一名出色的间谍。
1929年训练结束后,南造云子被日本特高课派遣前往南京,化名为廖雅权去应聘南京汤山温泉当服务生。
汤山温泉作为南京名流的高级休闲娱乐场所,经常有国民党高官前往聚会或娱乐,只要能潜伏进去,南造云子就有机会接触到国民党要员并获取重要情报。
由于南造云子的相貌甚为美艳,使得南造云子很快成为了很多国民党要员的心头肉。靠着相貌美艳这一点,南造云子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人物,就是那中华民国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濬。
黄濬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华国精英,然而其贪财好色的毛病,让黄濬很快就被南造云子以美色和金钱俘虏。决心背叛国家后,黄濬积极接触国民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借助职位之便向南造云子传递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
这次重要情报泄密,就是黄濬这个民族败类一手造成的,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他被允许参与列席此次会议,并对会议全程进行记录,会议结束之后黄濬立刻就把会议记录交给了日谍南造云子。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得知昨晚秘密召开的会议内容今天就被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黄濬泄露,气得狂飙浙江奉化土话“娘希匹”,狂怒命令戴春风将相关涉事人员全部逮捕严惩不贷。
温暖带领马仔们逮捕黄濬时,居然有在场行政院派系的警卫想拔枪对峙,温暖对才不会令自己处于随时可以击发的枪口之下,扬手用m1911A1轰爆了他的脑袋,在其余党国要员两股战战、目瞪口呆之下扬长而去。
次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高层去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投诉特务处的温暖骄横跋扈、滥杀无辜,当即被骂得狗血淋头,投诉者得知行政院秘书黄濬是因出卖军事机密给日谍才被特务处逮捕,连呼倒霉。
温暖和马仔们又立大功了,加上抄没南造云子的据点和黄濬的赃款上交数额不菲,于是温暖的军衔被晋升为中校,马仔们晋升上尉。
华国军队准备防御上海的第一批部队是第88和第87师,原为国民政府的精锐警卫部队,是德国顾问训练出的样板精锐师,全制式德国武器装备,为国军之中坚力量。
第88和第87师秘密开到上海附近后,民国军委会命令驻扎在苏州装备优良的第2师补充旅第2团换上保安队服装,秘密进驻虹桥机场等战略要点,以充实上海兵力不足之处。
1937年8月初的上海滩,到处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坐落在虹口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汇山码头,一片繁忙的景象,一辆又一辆军用汽车和一批批武器装备从运输船上卸下,运往日军上海驻地。
国民政府谍报部门此时已得到情报,知晓近来日本领事馆情报处活动十分猖獗,不断派出特工侦察记录国民党军警在上海的换防布防情况。
他们甚至还通过金钱和各种合作关系委托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处调查国民党军警在上海的武器装备、人员数量、军官姓名等军事情报,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军方蠢蠢欲动,有可能要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不久,在1937年7月11日的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日军海相米内光政就提出战争可能波及华国全国,对于日本海军来说,需要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第二天,日本海军军令部立即秘密制定了对华作战方案,确定第一阶段为配合帝国陆军进攻华北,第二阶段将在帝国陆军的配合下进行上海方面的作战。
1937年7月16日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得知海军军令部这一意图后,立即向日军大本营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认为“欲置华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此两处战略要地最为重要”, 长谷川清主张派五个常设陆军师团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攻占经济重镇上海和民国之政治中心南京。
1937年7月28日,日本政府下令将分散在长江两岸差不多3万名日本侨民在8月9日前撤至上海。
1937年8月8日,长谷川清按照东京海军军令部的指令,要求驻上海的第三舰队做好应付事态进一步扩大的一切准备,同时也重新部署了作战兵力。
长谷川清对他所属部队下达指令后的第二天,上海虹桥机场一桩突发事件使上海的形势越发紧张起来。
1937年8月9日下午17时,日本海军驻上海的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两人驾驶一辆军用吉普车,沿着虹桥路直冲上海虹桥机场。
驶至上海虹桥机场的入口处时,被机场执勤的哨兵喝令停车接受检查,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这两名日寇不但不停车,反而开足马力往机场里面冲,并开枪射击。
七七事变发生后,这一个月来日军在华北的侵略行径,已引起华国人民的极度愤慨,保卫上海虹桥机场的保安队士兵见这两名日军竟然如此猖狂无视机场的军事禁令,于是愤然开枪还击,日军中尉大山勇夫被当场击毙。
军用吉普车的轮胎被机场守军排枪打烂,歪倒翻覆在机场路边,驾驶车辆的日军水兵斋藤与藏狼狈跳下吉普车,连滚带爬企图逃命,只逃窜了100余米,就被正在修筑工事的守军乱枪打死。
机场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分别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及日本海军通报事件有关情况,但日方却诡异地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今天没有人奉命外出,即便有人外出,也绝不会到上海虹桥机场去,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去上海虹桥机场的。
尽管日方做出了如此荒唐的掩耳盗铃声明,1937年8月9日晚9时许,日本驻沪领事及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还是和各国驻沪领事赶到上海虹桥机场现场进行察看。
众人一到现场,毫无疑问是两具日本军人的尸体及一辆日本军用吉普车。
而后俞鸿钧市长又亲赴日本总领事馆交涉,叙说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的经过,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免得事态进一步扩大,日方当场也表示同意低调解决此事。
但是到了1937年8月11日下午4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约见了俞鸿钧市长,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强硬地声称上海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军官兵此事,已在日本全国引起极大震动,他受日本政府之命,提出两项要求:“一、马上撤出上海虹桥机场的保安队;二、必须拆除所有保安队的防御工事。”
原来一二八事变后华日双方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华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范围内驻扎,只能由非正式军队编制的保安队驻守。
尽管这些是保安队,日军也犹如骨刺在喉,巴不得要其全部离开上海,以便可以为所欲为,如今突然发生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正是提出这个要求的好机会。
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求,俞鸿钧的答复是:“既然上海虹桥机场是华国的领土,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保安队撤离,保安队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防范激烈冲突发生而已。”
如果日方能遵守有关规定,这种冲突自然就可以避免,”冈本在俞鸿钧那里无法得逞,便紧急要求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来讨论处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于是在1937年8月12日下午3时,一二八事变时期为处理中日冲突而成立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应日方代表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的善后解决办法。
这个会议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会议厅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华日双方代表,还有美、英、法、意四国代表。
日本上海总领事冈本在会议上竭尽全力指责华国保安队和正式军队在停战协定规定的限制区域内构筑防御工事,进行作战准备,违反了相关的停战协定,要求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采取措施对华国加以制裁。
对此华方代表驳斥道:“华日停战协定早已为日本方面破坏余烬,日方军队应该全部撤退。”
同时提出:“日本方面对于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一面表示同意以外交方式加以解决,一面调集军舰,增派军队,大量补充军用物资,种种举动,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应由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对日方的要求予以驳回,并对日本加以制裁。”
会议不欢而散,此次不欢而散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会议,预示着华日冲突已无缓解的余地,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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