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泰戈尔 (第2/2页)

1880

《晚诗》

诗集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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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部分则是诗人1916年造访日本时的即兴英文诗作。《国民阅读经典:飞鸟集(全译本)》译者郑振铎在译完泰戈尔的这部散文诗集后，曾深情地称它...

创作特点

作品主题

爱国主义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

泰戈尔1924访华于北京所摄

其创作多取材于印度现实生活，反映出印度人民在殖民主义、封建制度、愚昧落后思想的重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描绘出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印度社会的变化及新一代的觉醒，同时也记载着他个人的精神探索历程。

关于死亡

泰戈尔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他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把死亡看得很严重，在死亡面前它欢笑、舞蹈和游戏，它建设、贮藏并相爱。只有当我们把个别死亡的事实同生命整体分离时，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空虚并变得沮丧。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整体，死亡只是它的一部分，就好像是从显微镜中看一块布，它看起来像一张网，我们注视着那些大大的洞，由于想像而颤抖。但事实是，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真实，它看起来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但是死亡并不是变黑了的实体，正像天空并不在鸟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颜色一样。”“在泰戈尔笔下，死亡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心向往之。例如在《吉檀迦利》的最后阶段，用了20余首诗歌赞死亡，抒写在死亡中与神同一的过程。[4]

善恶观念

泰戈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诗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有限，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最终的，欢乐亦是如此。因此，善恶且不是绝对的存在，但对于有限的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必须通过《薄伽赞歌》中的业溶血，也就是通过无私善行的实践而与无限者的活动统一起来，以获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泰戈尔

他说，“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义是要把这种道德力量修炼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由于如此，泰戈尔对佛陀推荐备至，诗作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从一切处去体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5]

风格

泰戈尔在诗歌、体裁、语言及表现方法上能够大胆创新，别具一格。体裁上把现实题材处理成具有冥想因素，把冥想体裁处理为具有现实成分；体裁上，诗人创造出“故事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形式；还致力于创造自由体诗。泰戈尔善于学习和运用人民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使诗歌的语言清新活泼；在创作方法上，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是在抒情诗中，浪漫主义成分较重，在叙事性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较多。[6]

从左到右，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来自各种不同的种姓和阶层，也有着不同的身份。如童养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妇、被骗失身的幼女、印度传统家庭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名媛、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等，这些女性形象身份或单一呈现，或揉合纷杂，往往被塑造成传统陋习的牺牲品、美满爱情的追逐者和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女性。

印度妇女的低下地位和悲惨处境是政、族、神、夫四权束缚的结果，是印度宗教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的反映。泰戈尔以寡妇们独特经历的关注以及其中表露出的鲜明情感，化作犀利的笔刀，直接指向了充斥着童婚制、包办婚姻、少女守寡、寡妇殉夫、嫁妆制度等种种不合理、不人道、歧视妇女的印度教传统陋习，表现她们境遇的凄苦、经历的曲折和反抗的无助，控诉这些传统陋习的积弊和给广大印度妇女带来的深重苦难。[5]

人物影响

泰戈尔的诗风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启迪了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一代文豪，其中许多作品多次被译成中文。[7]泰戈尔的《飞鸟集》影响冰心，使她写出了《繁星·春水》。[8]

人物评价

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文学家季羡林评）[9]

共4张

泰戈尔

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英国政治家吉尔伯特·默里教授评）[10]

“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评）

“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军事家蒋介石评）

“泰戈尔是歌颂自然的诗人，也是改革现实的健将；是东方精神的号兵，也是国际主义的旗手；是印度的儿子，也是亚洲文化的卫士、世界文明的前驱；他曾为印度不合作运动而忿怒，他曾为中国反侵略战争而呐喊，他曾为东方兄弟的命运而忧思，他曾为西方朋友的学术而奔驰。”（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评）

“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中国现代作家茅盾评）

“大智者”（圣雄甘地）。

大丈夫当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