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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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
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
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
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狺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1]Karach,巴基斯坦南部城市。[1]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2]Brkly,美国加州城市。[2]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3]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3]。”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
我把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
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
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
“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
“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
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痛。
“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
“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
“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1]Grl Scouts,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成员多为成年义工,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身受益的素质。[1]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人去阿富汗。”
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
“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
“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现这个秘密。惟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也许死了。”
“嗯。”
“我该怎么办,奥马尔?”
“我会坦诚相告,你的选择不多。”
“天哪,我能做什么?”
奥马尔吸气,用钢笔敲打下巴,然后把气呼出来。“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期待最好的结果。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也就是说,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复一日,挨过两年,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很难得到。”他顿了顿,“还有个选择,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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